隐居都市的“农民农”

　　这群满面尘灰十指乌黑，操着外地口音出现在菜场的农人们，来自何方，又去向何处，偌大的城市里，他们栖身在哪里。

　　记者｜王若翰

　　在都市生活中，他们是一个被人们的视网膜自动过滤的群体，当菜场中的泥泞与嘈杂遮蔽了人们的感官，当菜品的价格高低、新鲜与否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；没有人再去留意，这群满面尘灰十指乌黑，操着外地口音出现在菜场的农人们，来自何方，又去向何处，偌大的城市里，他们栖身在哪里。

　　然而，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词却一直颇受关注——“菜篮子”问题，每隔几年，它便以“姜你军”、“蒜你狠”、“豆你玩”等各种形式卷土重来。

　　是时候让我们重视这群从内陆农村，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的“农民农”们，和他们的实际生存需求了。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日前发布的课题报告《都市庄客——城郊“农民农”群体的边际生存与发展对策研究——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》(以下简称《“农民农” 调查》)中，他们有了一个与农民工相对的名字——“农民农”。

　　“隐居”上海

　　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 如果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生们的带路，人们不会注意到，在上海闵行区塘湾镇莲花南路旁如荫碧树的掩映下，有一座座低矮的棚户，沿着一条支路走，铺满碎石和煤灰的道路，和柏油铺就的主干道路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交接，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忽然变了样，原来，这里“别有洞天”。

　　眼前的景象，俨然一座位于内陆乡间的村落，农田仿佛一块块旧手帕被杂乱摊放，横七竖八，既不整齐，也不广袤。河里的死水漂浮着藻类植物腐败的味道，穿梭于水沟与肥料堆之间寻寻觅觅的，是一群满身污秽的鸡鸭鹅狗和几个未及总角的孩子。 这些与之前看到的公路，不过一排树木和一座土墙的距离。

　　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在接受采访中表示，多年来自己一直带领学生们致力于对郊县农民的研究，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，上海的外来农民群体很大，占到了上海农业全行业从业人员的41.6%。之所以将这一群体列为重点调查对象，并取名“农民农”，是因为四年前的一次偶然。

　　“当时学院里一位叫李露萍的大一学生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家教项目，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课余的义务家教服务，因而结识了就读于闵行区塘湾民办小学的陈刚。陈刚当时上小学二年级，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动手术落下了一些课。”

　　到陈刚家里补课，是李露萍第一次走进农民农的家中，虽身在上海，可眼前迥异于城市的生活环境使李露萍感到震撼，并开始对这种“外来务农人员”的群体开始小范围调查。

　　一年前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“农民农”课题组正式成立，针对“农民农”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度调查也开始了。同行的课题组成员姚冠华告诉记者，在一年的时间内，小组成员共走访了上海市7个郊区区县，回收了1253份有效问卷，完成深度访谈58位。基于这些丰富翔实的取样，课题报告《“农民农” 调查》出炉，并将参加今年的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。

　　棚户人家

　　在一小亩郁郁葱葱的青菜地旁边，记者找到了一户方姓农人。方家儿媳石学燕是一位约30岁的年轻妇人，她告诉记者，自己的丈夫是在外面开车的，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。因此，自己平时只和小女儿及婆婆一起生活。当记者提出可否进屋看看他们的住处，石学燕显得有些不太情愿，直说屋里太乱，怕惹人笑话，后来又推说小女儿正在里面睡觉。

　　“我们在这里包下了一亩半地，除去我们住的这块地方，能种的还有一亩多，现在地里主要是萝卜和花菜。”站在自家的棚户旁边，石学燕这样告诉记者。说话间，石学燕的婆婆走出了“屋子”(其实是临时搭建的棚户)，矮小精瘦的老太，今年73岁，老家在安徽。老太说不出自己具体的名字，只记得娘家姓陈。与之前儿媳的扭捏不同，得知记者的来意，陈老太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，并把自己的住处，向记者介绍了一番。

　　“这是我儿子和媳妇住的。”陈老太指着最近的一间棚户告诉记者，又指了指旁边两间：“这里我平时和一个侄子住，那一间是邻居的，他们夫妻俩是这一片的教会负责人。” 半亩不到的一块地方挤满了一座座以竹子为桩，并覆盖塑料、毡布等等材料搭起的棚子，有的给人住，有的用来养鸡和鹅，比之传统意义上的农家小院，这里的空间要狭小得多，“建筑”也更简陋随意。

　　在此次采访之前，曾有一位课题组的学生向记者提起，在他走访的农户中，有一户曾遭遇火灾，棚户因为材料易燃，被烧成了灰烬。上海城郊各乡镇有明确规定，禁止农户在农田边进行违规搭建。“住别的地方离菜地太远了，种地就是要在地边上守着。”陈老太说。

　　记者问到前几日上海的台风及暴雨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正常起居，石学燕的回答是：“台风没事，刮不倒我们的房子，大概是因为搭得比较矮吧。前几年台风比较大时，生产队都来人通知了，让我们去镇上一个老年活动中心避一避。”

　　最里面的一间棚户，被陈老太叫做“活动室”，是住在附近的几户基督教徒每日祷告的地方。活动室大概10平方米左右，除了墙上一幅褪了色的基督教挂画，和地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椅子外，这里别无他物。

　　陈老太喜欢向身边人传播她信奉的基督教义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信教有二三十年了，自打老伴去世后就开始信。“我媳妇自打嫁过来之后，也跟着我一起信了。”

　　陈老太告诉记者，自己带着儿子来上海租田种已有近20年。“刚到上海时，人生地不熟，找不到教堂做礼拜，我儿子就骑自行车带着我满街找，后来终于找到了，现在这附近信的人多了，一到周日就一起去。不过这几年，我儿子倒是不跟我一起去了，他在外面开黑车，起早贪黑，只有媳妇陪我。”

　　除了皮肤有些粗糙外，石学燕的言行举止其实与城市年轻人无异。10年前，这位老家江苏的农村女孩来到上海打工，经人介绍嫁给了方家的小儿子。石学燕原本已经摆脱了农民身份，来到城市变成打工妹，如今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农妇。不同的是，在自己的老家，家家务农的大环境使她心中坦然，而在上海，这个身份却有些与城市的基调格格不入。

　　“我不会种地，以前在老家也没种过，这地里的东西都是我婆婆种的，我不懂，搭不上手。这些菜要卖时，都是菜贩来收，我婆婆跟他们打交道，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。”在采访的过程中，石学燕似乎总是想特意拉开她与“农民”的距离。

　　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，石学燕表示，这附近几所民办小学都可以就读，大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，当年孩子入学只要提供父母身份证和一家人的居住证就可以。“听说今年查得严了，上学的话父母还要有社保卡。社保只有在企业打工才能交，所以我想，等明年小女儿要上学时，我就出去打工。反正家里的地也是婆婆一个人种。”

　　生存门槛

　　4年前李露萍辅导过的陈刚，就住在陈老太家附近。陈家住的是半座砖房——大概30平方米的房子，被中间立起的一块木板隔成了两个半间，木板的最上端与屋顶上有一段距离，隔壁人家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　　陈刚年近40的父母告诉记者，这间房以前是生产队的仓库，现在连地一起包给了他们，这半间房一年的租金为1200元，与一亩地的租种价格相同。我们2001年来这里租地种时，一亩地租一年才500元。

　　“我们跟当地人签合同，都是一年一签，人家不肯签更长时间，怕土地政策有变动。”陈母表示，好在这里的外来户们，种的都是“青货”(即青菜)，平均2个月收一次，有塑料大棚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种，没有什么农闲时间，虽然对农人们来说很辛苦，但地倒是被充分利用了。

　　问及陈刚的去向，陈母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，她告诉记者，陈刚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被送回了安徽寿县的外婆家。“孩子今年六年级了，小升初需要父母提供社保卡，我们不打工没有社保，只能让他回老家念书。因为我们那里小学的教材和上海的不一样，念完六年级再回去读初中就跟不上了。”陈刚家附近有一所可以招收外来农户子女的中学，但陈母告诉记者，那所中学只招收成绩好的，“我们家陈刚成绩一般，想进也进不去”。

　　陈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动过手术后，身体比其他孩子弱。“他前几天还从老家打电话来，说想我们，可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老家种地，一年到头挣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，有时候吃饭都不够，更别提存下钱来了。如果我们也回去陪他，拿什么攒钱给他上大学？”

　　说这些话时，陈父始终蹲在门口的摩托车旁一言不发。“别像我们两人一样，一天书没念过，现在进厂里打工要求高了，不认字都不行，只能种地。我也想让他爸像别人一样出去开车，可是他不认字，连驾驶证也考不到。”

　　关于上海外来农户的收入问题，《“农民农” 调查》课题组的调查显示，2011年，上海“农民农”群体中，有50%以上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5000元。而同年，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也仅为7000元左右。这正是很多农民选择背井离乡，来到上海种客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在陈家的墙上，记者看到一张颁给“陈朵朵小朋友”的奖状，颁发机构是一所叫做“康贝尔”的幼儿园，陈朵朵是陈刚的妹妹。一直没有说话的陈父这时忽然插嘴，“女儿今年才5岁，还在上幼儿园。希望到了她要上中学时，国家对我们这些外来农户的政策就变了，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书了。”陈母则表示：“如果那时候还不能在这里念，我们就全家都回去。女儿和儿子不一样，不在父母身边更让人不放心。反正那时候我们儿子也念上大学了，不用我们继续在这里辛苦种地赚钱了。”

　　陈母伸出双手，记者看到布满老茧的手上，关节处似乎有些不太对劲。“你们不知道种地有多苦，儿子刚动手术那一阵，我们为了尽快把跟亲戚借的手术费还上，天天就睡两三个小时，晚上11点上床睡觉，凌晨1点多就起来下地干活。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也还年轻，干活拼命，租了6亩地种。现在钱是都还上了，我们两个也40多岁干不动了。6亩地匀给别人2亩，现在只种4亩。我现在一到晚上，胳膊和手的关节就生疼。”

　　“我们在这里种田没有医保，老家的医保只有得了大病才给报销一些，小病不管。所以像这样的小毛病，我们一般能挺就挺过去了，话说回来，真要是得了大病，老家报销那点钱好干什么？”陈母表示。

　　“菜荒”隐忧

　　长期以来，大都市已经习惯并逐渐开始依赖农民工群体的存在。大量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，成为城市第二、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力。正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此重要，国家及各地区针对这一群体所出台的相应政策正在逐步改进。

　　然而，对于“农民农”这个由农村走入城市，却依旧务农的群体，却一直鲜少有人关注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同一些大城市曾经出现过的“用工荒”一样，上海种客田的农民如果因为政策限制而大量流失，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海的“菜篮子”问题，甚至可能导致出现“菜荒”。

　　叶克林告诉记者，由于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，我国上海及苏南地区出现了大量本地农民进厂做工的现象。“本地农民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，但地总要有人来种，于是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，内地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量异乡农民来到这里“种客田”。这群人的问题目前不像农民工那样凸显，但本质一样。

　　“目前，上海人口所需的主粮基本上依靠外地输入，主要输入地有江苏和黑龙江等主产粮区。因此，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东北大米和苏北大米。但与大米等主粮不同，蔬菜等农副产品受保鲜、物耗、物流成本等特有属性因素所限，不适合长途运输，必须就近供给。”叶克林表示，这正是目前上海郊区农业形势发生变化，农户普遍种植大棚青菜以及从事养殖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“我们都市人现在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，主粮消费趋少，瓜果、蔬菜、鱼肉在饮食中的比例增大。因此，这些外来农户在上海城市中的作用越发变得不可忽视。”

　　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上海人，大都有过一段关于上海副食品蔬菜等供应一度高度紧缺的记忆。80年代后期，朱镕基到上海来担任市长，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：菜篮子满，上海形势就好；不满，形势就不好。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，菜篮子占市民日常支出的比例很大，可以说，菜篮子是安民心、稳社会的基础性工程。

　　叶克林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现在，外地人到上海种客田，弥补的正是当年就出现过的菜篮子问题，可是现代城市人，恰恰看不到这一点，而政府的相应政策似乎出现盲点，使这些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都缺少保障，从长期来看，这会导致部分外来农民离开，农田被闲置，从而直接造成农副产品供应短缺。

　　“类似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看待问题一定要有前瞻性，要未雨绸缪。不能以短视的眼光看待经济，否则问题凸显后再调整，会带来更大的政策成本。”“与广为人知的‘农民工’这一‘大众’问题相比，种客田的‘农民农’目前可能暂时属于‘小众’问题。但要汇集全国大都市的总量，其问题重要性及其政策含义不可小视。”叶克林表示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理念，如同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待遇，尽快将“农民农”问题纳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取向框架。